五四百年岁念与八九学运新五四宣言之夭折

五四百年岁念与八九学运新五四宣言之夭折

访王超华:五四百年岁念与八九学运新五四宣言之夭折

198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留念五四运动70周年,希望继续五四运动未完成的民主大业。网络

百年前的五四运动被看作是现代中国的一个重要起点,其意义远超出了其发起者当年所追随的目的。1949年以后,五四运动成为中国共产党认识形态教育的一个图腾,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留念碑八幅宏大的汉白玉浮雕图案的主题之一,就是五四运动。但是,五四运动也逐步脱离了历史、成为只要政府才有诠释权的空泛符号。1989年天安门广场上战争集会50多天的青年学生,有感于前辈的历史担当,也曾在5月4日那一天集会留念,推出“新五四宣言”,希望继续五四运动尚未完成的任务,但他们的努力最终在血泊中夭折。目前逃亡美国的独立学者王超华当年参与了这份“新五四宣言”的起草。她当时是中国社科院研讨生,也是八九民运中北京高校学生自治结合会(高自联)常委会成员。六四屠杀发作后,她被列入当局首批通缉的21人名单。

从五四运动到八九学运:中国需求现代化

法广: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也是八九六四30周年。您在30年前的八九运动中曾经是北京高校学生自治结合会常委会成员。八九运动中,学生曾在5月4日这一天,组织“五四”70周年岁念活动,您参与了“新五四宣言”的起草工作。能否能够引见一下当时的状况?至少从您个人的角度来说,当年的青年学生和学者眼中,“五四”运动意味着什么?他们的想法和官方想传达的“五四”肉体在内涵上有什么不同?

王超华:80年代一个最重要的要素是,中国文化反动完毕之后,面临一个彻底改动经济构造和社会架构的任务。所以,实践上,不论是共产党高层,还是社会各阶级,关于如何改、改成什么样?都有很多不同的想法、见地。在80年代前期,78年、79年变革开端的时分,大家都有一个比拟共同的方向:一定要完毕文革时期的状态,一定要开放、要变革。但是,五、六年过去,特别是城市变革开端、乡村变革根本处理温饱问题之后,当时的社会酝酿着很大心情,以为变革朝那个方向走,需求让全社会参加进来,共同讨论,必需要获得全社会的共同认可,才能够肯定方向。不能共产党想要怎样做就怎样做……社会受骗时有很强反响,以为不能继续依然由一党说了算。

我参与起草“新五四宣言”时,觉得这种意愿在其中表达得很激烈。就是说,我们和“五四”时分的青年一样,以为中国需求现代化。现代化的认识在当时十分激烈。但我们面对的情况,包括官倒、包括自上而下地指定做事情,等等,这些都是封建剩余。我们要民主,我们要科学,我们要维护人权,我们要保证每个人的政治权利,要和政府对等对话……宣言里也写进了近期的一小步、一小步的政治目的。几个同窗都是文科系的硕士生,大约两、三个人,我们一同起草这个宣言。我记得当时我本人最激烈的想法是:要有一种要开拓新方向的气候。就仿佛马丁•路德、金当年在华盛顿大游行时演讲所说:“我有一个幻想。”这个幻想实践上是指向一种新价值的方向。

最后起草并不是我自己。两位最后起草者把“五四”与八九年的学生运动联络起来:我们要民主、科学。但宣言特别强调要把科学落真实理性上,也就是经过民主和理性,来寻觅中国将来的方向……

法广:当时你们提出把科学落真实理性上,详细指什么呢?

王超华:当时一个很重要的诉求是要和政府对等对话,要讨论新闻自在、教育问题等等。新闻自在和行动自在在宣言中被重复提到。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要经过民主和理性,来证明我们每个人都有参与政治决策的权益、义务和义务。这一点是和“五四”联络在一同的。“五四”学生提出“外惩强权,内惩国贼”,实践上也是要把国度的义务承当在本人肩上。“外惩强权,内惩国贼”在1919年的时分,是十分详细的任务。到了1989年的时分,承当起民族义务应当落真实哪里?就是:我们请求一步一步地行进,我们请求新闻自在、行动自在,这点很重要的,我们还请求推进教育,特别要克制官僚糜烂。

1989:学问分子面对学生运动的踌躇

法广:很多人将百年前的“五四”与三十年前的八九民运相比拟。您作为八九学运的参与者,您怎样看这种比拟?

王超华:我后来逃亡到美国以后,参加研讨院学习,研讨主题就是“五四”这一时期。我觉得的,与八九民运相比,最大的一个不同是:1919年的学生在5月4日开端抗议之前,有两、三年的学问分子掀起的新文化运动的推进和启蒙,特别是在北京大学这个高等教育内部。“五四”发作前几个月,北大校长蔡元培亲身率领学生,去天安门广场举行提灯晚会,庆贺一战完毕,并将此归结成“公理打败强权”。仿佛是公理应该在世界上都得到供认。但没有想到转过年来的凡尔赛会议,就要把德国在中国的利益转让给日本。

对我来说,这期间,学问分子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十分凸出。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当时都是北大的教员,而且,他们在北大推进了很多变革,树立了教授会,由教授来决议学校的教学方针,创办了很多的学生活动。

可是,在1989年的时分,包括在我们这篇“新五四宣言”的文字里,提到这次学生运动十分有理性时的一个证据,就是有很多高年级学生和研讨生在其中起到主导作用。但实践上,整个80年代,学问分子都很活泼,包括像包遵信、戴晴等人,他们都到大学去给学生演讲。刘宾雁、方励之等人即便是在1987年被开除党籍,但依然遭到很多中央学生欢送,也去演讲。刘晓波也在此时崭露头角。可是,在1989年,学生运动开端以后,学问分子比拟多的共识是:不要掺合到学生运动中,以免被共产党责备学生运动背后有“黑手”;学生运动是自发的,就让学生们这样继续。直到学问分子决议本人也上街游行的时分,他们也是单独组织游行。他们在学生绝食活动开端之前,就方案在5月15日组织学问分子大游行。学生绝食活动开端后,他们只是增加了支援绝食学生的口号。这样一来,学问分子与学生的抗议请求对话拖延了大约一个月都没有能分离在一同。我觉得这是和五四运动的一个比拟大的差异。

法广:您怎样解释这种差异呢?其实,1919年五四学生运动开端之前,有一个思想启蒙的新文化运动。在八九六四发作之前,中国在走出文革的最初十年,也有过一段思想界十分活泼的时期,在一定水平上也是一种思想启蒙阶段。为什么1989年的时分,学问界会对学生运动坚持一定间隔呢?

王超华:我觉得,一个重要的要素是政治权利的强度。1919年的民国政府在袁世凯称帝失败之后(1916年),面对新文化运动兴起,其间又阅历了张勋复辟。所以,那个时分的北洋政府十分虚弱,政治上没有控制力,也没有感化力。而学问分子掀起新文化运动,不只在全国博得道德感化力,也有思想感化力,也包含政治感化力。五四学生发起抗议的时分,又有民族危亡、被外国强权进犯主权这样的背景。学生运动遭到镇压,很多学生被抓,被关在当时北大红楼的法学院,很快得到了南方的鼎力支持,特别是上海。接着就是罢工、罢市。所以,学问分子当时在全国具有的各个方面的感化力都大大强于政治统治者所具有的指导力。

80年代的状况则不同。当时,中国共产党在思想理论上很紊乱,(内部)有过很多争论。像胡乔木、邓力群等那些抱着教条思想的人十分不受欢送。胡耀邦在1987年1月被迫辞职下台之后,10月份的十三届一中全会上,邓力群竟然在中共中央常委会选举中落选:由于那个时分,党内也在推进民主。就是说当时党的言说并没有整合好,没有方法压服那些学问分子。但学问分子有文化、思想的感化力,没有政治的感化力。党的政治统治历来没有真正削弱过。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差异。而且,学问分子对文化反动有很激烈的记忆,会想到假如向某个方向走,会遭到什么样的虐待……有很多不盲目地权衡:学生运动会不会被镇压?那样做会不会遭到虐待?……他们有一种深化骨髓的自我检查。这是与五四运动时期十分不同的状况。

1989:没有工厂主动罢工

另外一个相关的比拟是,方才我们说到1919年五四运动的时分,北京学生的游行很快就蔓延到上海,有工人罢工,商人罢市。1989年的时分,也有很多工人上街游行,支援学生。但是,从记载来看,有一百多个工会曾向北京总工会请示,希望上街游行。但工会系统不断在中共控制之下。没有独立工会,这自身就为中共提供了一个控制工人的工具。当时的通知就是:工会干部要做好工作,假如工人大众一定要上街,就要跟进来,不要做出违法的事情,而且要尽量劝大家回去上班……所以,一些工厂当时的确曾经停工,由于大家都去游行了,但这是一种被动停工,而不是主动罢工。中共是靠工运起家的,所以对这样的事情控制得特别严。就仿佛文革留给学问分子的心理创伤和记忆一样,中国工运也遭到很大挫伤。

八九学运有很强盲目性:爱国不等于爱政府

法广:五四运动和八九六四应该说还有一些至少是方式上的不同。1919年5月4日的学生运动发作了很多暴力,而八九民运50多天的集会活动,整体上十分平和……

王超华:是的。在香港雨伞运动发作之前,八九民运的学生发明了战争抗议最长时间的纪录。当时全市的人都出来支持,但没有发作商店被抢的状况,都是业主主动来给学生送面包、送水。

但是,无论是五四,还是八九天安门运动的时分,参与者自始至终不断坚持说是“爱国民主运动”。就是说,即便是在1989年,学生都有很强的盲目性,爱国不等于爱政府,爱国不等于必需承受政府给予的政府官员。从胡耀邦下台,到李鹏掌权,不论是学生,还是学问分子的一个特别激烈的印象是:老人政治正强加给全国人民。

年轻人的猎奇心永远是习近平挥之不去的可怕忧虑

法广:整体来看,1989年的学生运动中,青年学生和学问分子和五四时期的学生一样,都有一种任务感。但是在八九学运遭到血腥镇压之后,五四运动对青年学生能否还有感化力呢?

王超华:我觉得是一个过程问题。习近平讲话(法广注:2019年4月30日,习近平在留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不只说“五四”运动是“爱国运动”,而且强调,在今天,爱国就是爱党、爱他们这个版本的社会主义 ……我觉得,青年学生都是有各种各样的想法的。在一定状况下,他们对社会有疑问、对某些状况有不满的时分,他们的想法就会在特定时期被引导到历史真相。像北京大学的马克思主义研讨会的学生,他们想把“五四”和“五一”分离起来。但习近平最操心的是学生。他在4月30日的讲话,竟然只字不提五一劳动节,仿佛五一劳动节和工人抗争的历史曾经能够用一个五一长假、让大家去旅游、或去消费来消弭掉。但他依然怕学生。所以要在4月30日的前两天,把北大几个呼吁“五一”和“五四”分离的学生控制起来。所以,我觉得年轻人的能量、探究和猎奇心,永远是习近平这样的掌权者挥之不去的可怕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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